据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，北京地区肺癌发病率自2001至2010年增长56%;而这十年正是北京市汽车数量迅速增长、环境污染加重的十年，显然空气污染是诱因之一。
“我特别注意空气。”自言出门必戴口罩的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委员王执礼表示，政府应努力改善空气质量，帮助百姓“把口罩摘下来”。
这位曾在去年全国“两会”提议《千方百计降低PM2.5浓度》的著名内分泌科教授，向本次“两会”再次递交了题为《治理空气污染体现科学立法》的提案。
在他看来，解决PM2.5等空气污染问题，最根本的途径是立法，要把治理PM2.5作为考核、评估领导干部政绩的标准之一，让各级政府对老百姓健康问题产生敬畏。
“我曾常年在英国居住，对英国和欧洲的污染严重程度、带来的可怕后果以及以后改进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了解。”这位曾旅居英国十余载的归国学者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说。
“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《空气清洁法》的国家。”他以1952年“伦敦毒雾事件”为例说，这部《空气清洁法》是以12000人因空气污染而丧生的代价才产生的，也使伦敦最终摘掉了“雾都”的帽子，并将空气质量保持在国际先进水平行列。
王执礼指出，PM2.5的危害性在于它有即时性、长期性、后遗性“三重损伤”：即时性损伤是指能够诱发气管炎、哮喘导致老人得肺炎;长期慢性损伤，是指具有累加作用，轻则导致肺气肿、肺心病、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;后遗性损伤是指会引起肺癌，甚至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后代，影响几代人的健康。
王执礼援引统计数据指出，目前，伦敦PM2.5年平均值维持在30-40ug/m3之间，好的地区只有15-20ug/m3;而中国很多城市如首都北京在今年1月份只有五个较好天气，PM2.5平均在250-500ug/m3左右，甚至在2013年1月14日高达993ug/m3，出现“爆表”现象。
他说：“我国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北京长期被严重的空气污染笼罩着，除了以上的健康因素，还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，甚至成为很多国外人茶余饭后讽刺的材料，这与我国迅速崛起的充满正能量的大国形象和地位极不相称。”
王执礼指出，为了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，政府必须要用“加大力度”的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，一定要有所作为，所以要尽快推动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修订，拿出一部即科学又完善有力的法律。
他说，人民应能从法律上监督城市的管理者，上级领导部门也能将此列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，如将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、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与考核结果挂钩，作为干部选拔任用、监督管理、绩效评定的重要依据，严格实行大气污染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。
“甚至公众可对政府和个别人群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违法、失职行为并造成重大伤害事件的提起诉讼，使法院也成为保护大气环境的一道屏障，以加强政府的责任要求。”王执礼说。
他同时表示，空气污染治理需要多届政府付出长期努力，这就意味着绝不能把治理大气污染的重任寄托在个别运动式执法、个别行政决策者的短时间热情上，而是要通过法律的持续性来保障此项工作，这样才能最终取得和达到符合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水平的标准。
“如果一定要给PM2.5取一个中文名字，我想应该称作‘有毒微颗粒’。”面对当下网络上为PM2.5取中文名字的热潮，王执礼直言，知识分子应该有良心、实事求是，“我不建议改为‘细微颗粒’，一定要把毒性体现出来，向社会发出警觉信号”。
“‘非典’事件值得我们借鉴——既不要扩大，也不要掩盖：扩大容易造成恐慌，掩盖会丧失早期预防、采取措施的宝贵时机。”王执礼说。
